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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愿景、治理模式、价值取向
2024-11-10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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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桃,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智慧城市。

李金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愿景、治理模式、价值取向

文章摘要

在全球智能化浪潮和全球化智慧城市建设运动中,中国特色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运动既立足于我国城市建设的具体国情并顺应新一代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信息技术革命及其产业变革的历史大势,又体现了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管理和运营中追求“智慧基建”的发展愿景、建构“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模式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价值取向。在“智慧基建”的发展愿景方面,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主体是“人民”,其建设愿景就是顺应新一代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在打造“城市智能生命体”理念的引导下,建设中国式“越来越智慧”的新型智慧城市;在“智慧城市”的治理模式方面,我国“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在坚持“人民城市人民管”这一原则的前提下,探索出“一网统管”的上海式智慧治理模式、“整体智治”的浙江式智慧治理模式和“数智赋能”的雄安式智慧治理模式等;在“智慧城市”的价值取向方面,我国“智慧城市”的运营在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这一原则的前提下,探索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和“智慧养老”等具有代表性的智慧惠民模式。

一、引言

在三次工业革命掀起的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转型浪潮中,城市形态首先搭乘以石化动力机器为标志的第一次机器革命的便车,在英美两国完成了“体能城市”的体量扩充;目前又搭乘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智能城市”的华丽转身。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威廉·J·米切尔先后出版了《比特之城》和《伊托邦》。米切尔在其著述中提出了与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Utopia)相对应的“伊托邦”(E-topia),该新词汇和新概念旨在描绘全球智能化浪潮中诞生的“智能城市”发展愿景;2008年IBM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和愿景。从2015年底起,我国在深圳、福州、嘉兴三市先行试点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2017年,我国政府颁布了《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目前,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数量累计已达749个。

2022年7月制定的《“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将“城市智慧化转型发展”确定为我国新型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宗旨和行动指南:“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愿景

就人类产业革命与社会历史进步的互动关系而论,历史上的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必然引起相应的经济产业变革和社会形态变革,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与各自产业形态和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城市形态。不同的城市形态是不同时代人类文明形态的载体。同样,不同地域的人类文明形态也有不同的城市发展愿景:

(一)不同的城市形态是不同时代人类文明形态的载体

在西方技术进化论者的理念中:“人类文明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更替历史。换言之,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

农业城市形态是人类农业文明形态的标志。城市起源于乡村,人类最早的城市是基于农作物种植技术和畜力耕种技术上的农业革命的产物,这种植根于农业经济的酋邦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城市形态”在人类文明史上延续了数千载。

工业城市形态是人类工业文明形态的标志。肇始于18世纪欧美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其第一次机器革命孵化出了工业化的生产盈利型“体能城市”。工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彰显着其资本主义精神:工业城市是资本家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淘金之地。在西方工业城市的演变过程中,“伦敦的商业和帝国优势为下一轮以制造业技术革命为驱动力的关键性转变奠定了基础”,“工业城市缺乏宗教空间或者强大的社会道德约束,只有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自1895年第一座摩天大楼在美国纽约拔地而起以来,“美国的其他城市都试图效仿纽约老大哥的城市景观”,“这些钢筋水泥的高塔式建筑基本上都属商业性质产物,并不要求它们能够维系道德秩序或社会正义。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私人利益集团为盈利而建造的”。

智慧城市形态是信息产业文明形态的标志。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与城市革命总是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人的“智慧力量”正在更多地支配甚至取代物的“金属力量”,“人脑智慧的开发延展,知识信息的聚合处理,新创意的融汇运用,数字技术与大规模机器生产的深度结合,正在给传统生产方式带来颠覆性的变化”。数智化技术革命和智能化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所引发的必然性的生产方式大变局是:工业文明形态最终势必让位于智能文明形态,工业城市形态也开始向智慧城市形态转型升级。目前全球范围的“智慧城市”还在创意性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定型的城市形态和城市景观。即便如此,未来“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与目前“智慧城市”的创意性愿景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美国IBM率先在全球提出“智慧城市”概念和计划的根源所在。

(二)不同地域的人类文明形态也有不同的城市发展愿景

继美国IBM提出“智慧城市”的神奇创意之后,全美书市上出现了《变革的力量:智慧城市》《一个智慧城市的新时代》《智慧城市:为更宜居的未来提供数字解决方案》之类的畅销书,都在鼓吹“智慧城市”。

1.西方人心目中的西方式智慧城市基建愿景:数智机器放大体

基于数智化产业和技术变革,西方学者构思的“智慧城市”就是当代智能型建材在未来城市空间上所构建的一种“数智机器的放大体”:

——数字时代的“伊托邦”就是一台巨型“适宜居住的计算机”;在这座被类比为“巨型计算机”的“伊托邦”里,所有的未来城市都是用智能软件和硬件建材建构起来的一个神经生态系统,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市民们都穿戴着“智能服饰”、使用着“智能器具”、过着“智能家居生活”。

——“智慧城市”既是连接着无数部智能手机的“露天计算机”,也是被数字网络基础设施建构起来的“时空机器”,更是由新一代移动网络技术及其系统(包括无线网、物联网、云计算)所打造起来的巨型大数据运算平台。

——“智慧城市”最基本的城市基建材料是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设备材料。就其“智慧城市”发展愿景而言,西方学者将它当作是技术救赎神话版本中一系列“崇高愿景”中最新的一个愿景:“智慧城市”是一种超越人类空间的智能化的未来“城市理想”,其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将城市建成基于数据、算法、算力运行的“信息化巨型机器赛博集合体”。

2.“越来越智慧”的中国式新型智慧城市的智慧基建愿景:城市智能生命体

尽管中国与前三次世界工业革命均失之交臂,但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却给全球人类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特色的新型智慧城市既是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占主导地位的新型城市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的创意性愿景:所谓中国式“智慧城市”,就是基于传统的城市物理空间,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技术改造而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基于数智化基础设施建设之上的一种新型智能城市。

人类社会中城镇化进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此我们的城市建设必须要尊重自然生态平衡和历史文化传承的城市发展规律以谋求城市健康发展,而智能化的城市巨型系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物质流通、信息通畅、能量充沛的类似生命有机体的智能生态系统。2020年,华为抓住我国“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机遇,借助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ICT技术,与我国各大城市政府一道计划将“未来中国特色新型城市”打造成一个更智慧、更便捷、更普惠、更暖心、更有生机的“城市智能生命体”。该智能生命体的基本理念和未来愿景是:

“城市不是机器,新基建背景下,技术迭代迅速,智慧城市迭代的周期更长,智慧城市建设应该在探索规律、尊重生命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将未来城市打造成智化空间。”

事实上,中国特色新型智慧城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背景下最典型的智慧城市新形态。全球智城建设经历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以及目前的智慧化四个历程。从智慧基建的本质来看,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就是把“云网数智技术”运用到新型城市的基建当中,进而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和快速迭代的高级智能形态,其“智慧基建的愿景”是在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历程中运用不断更新换代的“云网数智技术”打造出一个深度融合进化的“城市智能生态系统”,该系统是由现代城市的社会空间、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随着持续不断的高科技产业革命而持续深度融合、迭代进化而成的一个极其特殊庞杂的人造智能生态系统。所谓“深度融合”,首先指“新一代通信技术”各要素之间的“深度融合”,就是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感应器、智能学习等叠加整合,进而促进传统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形成融合基础设施;其次指存在于城市社会空间、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中的“人”“机”“物”在“城市智能生态系统”里发生“深度融合”,进而促成整个城市智能生态系统的快速迭代进化,这就是我国未来“智慧城市”将会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聪明的智能技术渊源。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管理城市的理念和模式也在与时俱进的不断发生变化。目前正在发生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变革正在促使政府辖制社会的方式从工业社会的“管理”向信息社会的“治理”转变,尽管“治理”与“管理”仅仅一字之差,但它所体现的施治主体、施治理念和施治手段则截然不同。伴随着智慧城市的数字新基建的深入推进,我国全面展开了政府数字化建设,展开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推动着政府管理从分散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并构思着我国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愿景:

(一)信息化助推现代化的智慧治理愿景。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同样没有信息化就无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打造 “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新时代政府实现智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的运行状况之后指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市智慧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的聚焦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更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新型智慧城市是由物理生态空间、人类社会空间和数字智能空间所组成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巨系统”。从“城市即平台”的视角来看,智慧城市无疑是现代国家对现代社会全面实施智慧治理的“治理平台”。我国被数智技术赋能的“城市治理平台”由“数字政府”和“城市大脑”两大平台组成。

就“数字政府”平台而论,建立健全我国省级行政单位的“数字政府”平台是一项基于数字技术的战略性布局。2022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就其技术内涵而言,“数字政府”是现代政府运用新一代通信技术,以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为目标,借以融合智慧城市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来重组政府组织架构、推动政府治理方式完成全局性、系统性、根本性变革的一种新型政府形态。目前,以浙江、广东、上海、天津为代表的省(市)正在积极推进着“数字政府”建设,这些省市通过部署统一的云底座,为全省(市)提供了集中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服务。

就“城市大脑”平台而论,该平台其实就是连通应用场景、赋能智慧治理的“数智化神经中枢”。“城市大脑”是由城市大数据平台、新一代政务云平台、政务信息支撑平台构成三“台”一体的智能技术底座。作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样板平台,“城市大脑”平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该平台借助“系统通”“数据通”“部门通”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跨城乡的智慧治理。 

中国式新型智慧城市实现其智慧治理愿景的技术保障是什么?笔者结合《中国智慧城市标准化白皮书》,将其分为如下四个层次:

——“物联感知层”肩负着智能感知城市环境的使命,其核心技术是物联网及其感应器。物联网是智慧城市具备“感、传、知、用”功能的神经网络,能够实现智慧城市的人、机、物泛在连接,为智慧治理提供“万物互联、智能感知、科学决策”的技术支撑。从2020年起,我国正在走向物联网大国。截至2022年底,我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达18.45亿户,占全球总数的70%。

——“网络通信层”肩负着智慧城市普适、共享、便捷、高速的通信使命,互联网、广电网、电信网的建设与融合创造出了覆盖全城的大容量、高带宽、高可靠的无线宽带网络。在城市的智慧治理中,“网络通信层”肩负着信息沟通功能,与数字城市治理密切相关的微博、微信、抖音等各类APP账号都是对移动互联网的一些具体应用,智慧城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其设置为政务媒体账号用以与市民沟通政务信息。

——“数据及服务支撑层”是聚合、共享和共用城市信息资源的一个数字平台,借助云计算和大数据为智慧城市的各类智慧应用提供技术支撑。“移动云计算”的引入,实现了“万物数联”向“万物智联”转变、“数字治理”向“智慧治理”转变。在城市的数智化治理中,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城市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促进了城市“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智慧应用层”特指在“物联感知层”“网络通信层”和“数据及服务支撑层”等三个结构层面的基础上建立的各种智能性的场景应用。我国智慧城市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要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提高决策科学性”,“要促进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二)我国智慧治理愿景的三大实践模式。我国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到底选取一个什么样的实践路径,这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目前我国各大智慧城市都在实践中探索出了较有典型意义的实践模式:

1.“一网统管”的上海式智慧治理模式。在2019年11月上海举行第二届进博会期间,上海市探索出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

上海市“一网统管”系统的功效是:通过打通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从而有效整合以数据为主体的治理资源,并在对大数据精准挖掘的基础上第一时间发现和解决安全隐患,以促进城市治理的智慧化、精细化转型,进而使得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转向人机交互型、由经验判断型转向数据分析型、由被动处置型转向主动发现型,最终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

2.“整体智治”的浙江式智慧治理模式。2019年,顺应全面化、全域化、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大势,浙江省提出并确立了“整体智治”的理念和机制。“整体”就是实施“整体治理”的公共治理主体之间形成的协同性、整体性状态,即公共治理主体广泛运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信息技术的一种治理模式。2021年,浙江省在“整体治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数字化改革”,提出“整体智治”的发展目标。“整体智治”机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陈述:

一方面,全域化的“协同智治”。由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技术进步从单向治理转向双向互动,由政府监管转变为 “政府-社会-个人”三者协同合作,如何在制度层面处理好公共治理主体政府、社会和个人三者的“协同合作”关系是实现协同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全域化的“协同智治”还分为政府内部协同智治和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智治:政府内部的协同智治解决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供给侧碎片化与公共服务需求侧整体性之间的矛盾对立问题,而浙江省行政服务中心以“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打破“信息孤岛”、破除“数据壁垒”、加强“数据共享”则是政府各部门间协同治理的关键。

另一方面,全域化的“整体智治”。“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所产生的条块分割导致地方与中央部门的数据联通困难,因此要创立全国范围的一体化政务平台,建设国家级的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互通与共享,推动技术、业务、数据的融合,以此实现跨越层级、地域、部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全域化“整体智治”的“浙江模式”为我国“数字政府”的“数字治理”提供了成功的智慧治理范式。浙江省域化“整体智治”形成了省、市(州)、县(区)、乡镇、村社“五级联动”的政务服务与治理体系;温州市的“智慧村社通”APP平台集政府监管、村务管理及公共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3.“数智赋能”的雄安式智慧治理模式。顺应数字革命和智能革命的世界潮流,基于我国创建“硅碳合基的超级智慧系统”的新型智慧城市的宝贵经验,“雄安新区”运用先进的“城市信息系统”创建了“人机协同感应”的新一代智慧城市,进而创建了“数智赋能”的雄安式智慧治理模式。

“雄安新区”就是基于区块链的“链上雄安”。区块链是最具“治理革命”意义的技术:“区块链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多方协商的治理机制。管理是工业化时代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结构性约束模式,而治理则是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后逐步形成的需要通过上下结合和充分发挥多方利益相关主体意愿的多主体协同系统”,“从技术特征上,区块链最接近治理概念”。从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视角来看,“区块链的本质是以一种全新的信用分发管理机制重建一套社会治理与运作结构的技术。”而我国智慧城市治理,就是基于移动互联网、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底层技术服务在信息基础设施、智慧交通、能源电力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基础上的一种智能化、精准化的城市智慧治理模式。

我国的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区块链技术是智慧城市的信用体系,是打造“智信城市”的核心技术。在“雄安新区”创建后,新区政府就着力打造“雄安区块链项目管理平台”。“链上雄安”可望为“数字中国”的建设和“数字治理”的创新闯出一条大道。

四、中国式新型智慧城市的人民价值取向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智慧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

“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十二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服务状况是重要评判标准。”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中,最重要的智慧民生问题有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问题,它们彰显了中国式新型智慧城市人民价值取向的核心场域。本文选择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三个案例来探讨中国式新型智慧城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一)智慧教育的人民价值取向。智慧城市是现代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富矿区,全球各国各大城市在此基础上所开展的智能化和视频化的教育活动是为“智慧教育”。

当前,多种教育数字化平台使学习形态更加灵活、学习资源更加丰富、学习终端更加普及,形成了时时、处处、人人皆可学的教育新形态,有力推动了教育模式创新和实践变革,为构建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今人工智能技术是实现教育生态重构的有效手段,因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广泛应用,孔夫子所倡导的“因材施教”这种个性化和多元化教育在确保规模化教育的前提下将会变成现实。在此技术促进下,“教师的教”完全是为“学生的学”而服务的教;“学生的学”变成了自主化、个性化、系统化的学;“学校的管”是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创造良好的教学软硬件环境的管理——学校的组织形态、评价测试、管理模式也将更加注重精细化、智能化、可视化。

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的智慧教育的核心就是通过以智慧城市为主阵地的教育行业数智化转型:首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跟踪、分析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情感状态变化情况,以保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情智深度投入并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其次根据每位学生的兴趣和天赋确定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教学方案:借助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双向数据反馈进行教学过程的诊断与评价,科学引导教师差异化指导学生,在更好的“教”就是为了更好的“学”的主导思想下确立“以学定教、以学评教、以学导教”的教学相长模式和评价模式。

如何尽最大努力缩小我国教育行业存在的“数字鸿沟”,如何让全中国的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这一美好的愿景变成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坚持不懈推进教育信息化,努力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我们将通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自2013年始,我国启动了网络远程帮扶项目“双师教学”,该项目旨在让两所相互帮扶的学校通过“云端课堂”结合线上远程讲授和线下答疑解惑的方式来实现教育资源共享。2020年是我国借助“云课堂”完成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关键之年。“云课堂”为所有“居家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空中学校”。2022年“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提供了涵盖小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高质量课程,聚合了多种类、系统化的教育资源。截至2023年,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100%,超过3/4的学校实现无线网络覆盖,99.5%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这一系列教育信息化举措的实施,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让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达到了最大化,缩小了区域和城乡数字差距,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二)智慧医疗的人民价值取向。在我国正在兴建的每一座新型的智慧城市及其各大医院里,每一种智慧医疗设施都蕴含着相应的智慧医疗民生愿景。

其一,“云医疗”的“远程智慧医疗”民生愿景。2020年初,宁夏建成了“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的项目,人们自此开始了“远程智慧医疗”活动。人们把宁夏的这种“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模式称为没有围墙的“互联网医院”。从医疗社会服务的层面来说,我国现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稀缺且区域分配极不平衡,大医院大专家往往集中在省会城市或特大城市,而偏远地区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相对薄弱,这种不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现状,制约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服务的合理需求。“互联网医院”是基于互联互通、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的一种类似虚拟医院的医疗健康服务平台和载体。这种网上医院能让居民足不出户也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医院的专家通过远程视频进行“面对面”地“求医问诊”,为城乡居民提供立体化的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

其二,“AI医疗”的“健康中国”民生愿景。“AI医疗”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同我国“AI医疗”模式的创新相结合,才有可能在有效提升我国医疗服务水平的基础上确保“医疗健康”方面的民生需求。当前我国的智能技术医疗应用场景已经全面涵盖了我国的如下诊疗流程:

在患者就诊环节,基于AI影像技术和医疗智能机器“深度学习”功能的智能阅片系统,可以辅助医生诊断CT影像,准确高效地确定患者的病情;在疾病治疗环节,医生可以利用视频分析技术更高效、更科学地诊断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实施疗效更好、风险更小的“精准治疗”;在健康管理环节,卫生健康组织基于对每个个体的基因数据、代谢数据和表型数据的分析,因人而异地为他们提供饮食起居及卫生保健方面的建议,以规避因生活习惯和潜在疾病所带来的健康风险。

其三,数据驱动的“健康管理”民生愿景。“全民健康”不仅要依靠国家强大的医疗机构及其高超的医疗医药水平,还要依靠信息化时代强大的医疗大数据平台。

未来医疗智能化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数字医疗”机构对医疗大数据价值的有效挖掘上。智慧医疗机构可运用可穿戴设备和射频识别等技术采集居民健康信息,建立健康大数据、打造健康档案信息平台,“数字医疗”建立的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体系便可实现全国互联互通、实时共享的“全民健康”监护机制。

(三)智慧养老的人民价值取向。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现代社会人口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我国既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如何高质量“幸福养老”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智慧养老”既是基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成果的一种城市民生愿景,也是植根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及其产业变革基础的一种中国式“幸福养老”模式。

其一,“虚拟养老院”是基于“网络云平台”的“居家养老”模式。该模式被称为“一座没有围墙、没有床位的虚拟养老院”。

“虚拟养老院”模式既适合大城市以城区为主体的“智慧居家养老”,也适合县级城市以城乡为主体的“智慧居家养老”。2021年,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实现了“城乡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的全覆盖,利用“可视化的数据展示”及“智能算法”来辅助政府养老机构的管理工作,并通过智能物联终端对居家老人的养老情况基本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处置畅”。

其二,“智疗养老”是基于“智慧养老云平台”的“医养结合”模式。基于大部分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相互独立的现状,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生活照料需求叠加的问题难以解决。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立足于现实需求进行了转型,创立了一套规章制度进行日常健康管理,并对病房及硬件设施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还依托医联体建设与其他医院建立了转诊通道,让专业医疗资源融入养老各环节,解决了“养老院看不了病,医院养不了老”的矛盾。

其三,“虚拟管家系统”是基于适老智能产品的“智能养老”模式。我国的“居家智能养老”模式创建主要依靠由国家所主导的对移动互联网智能设备的适老化改造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对“智能家居”应用场景的推广,它给智慧城市的居家老人们所带来或即将带来的幸福美满的智慧生活景象是:

在一些老人家中,依托语音助手及适配的全屋智能设备,只需轻唤一声,便可获取生活资讯、开启和关闭设备、监控居家安全等,无需动手就可完成日常的指令操作,为老年人打造便捷、高效、舒适的生活环境;随着“智能家居”应用场景和家庭机器人开发应用的不断深化,家庭清洁机器人、家庭保姆机器人、家庭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会给未来的居家养老群体带来更智能、更便捷、更舒适的服务。

责任编辑:陈加友  唐少奕/网络编辑:吴晓敏

校对审查:王   付/签发审核:李   桃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01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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