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小红书开通了风险地点的举报专线，至今据此增添了各类风险地点共229个。平台已标记过的风险地点总数超一千。小红书副总裁许磊说，除风险打卡地专项小组外，小红书平台治理团队还有专项小组或队列十余个，平台要充当好“把关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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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干的工作电脑里有张共享表格，每天，上万条信息在其中流转。信息都与国内外的风景地标相关，有徒步路线、登山攻略、露营指南等等——都来自小红书上的用户笔记。
作为小红书平台治理团队的一员，比干负责“风险目的地挖掘”，为平台用户定义哪些地点是有人身风险的、不宜轻易前往“打卡”。
经用户举报、团队自主巡查，风险地点的线索被更新入表格，由比干查证。“第一步，全网搜索，这个地点有没有官方或企业在管理;第二步，去文旅局检索地点信息，看它是否被开发;最后一步，综合资料和过往报道，看该地点过去是否发生过游客伤亡事件。”一旦确认某地有风险，比干会召回笔记，转交下一环节的同事二次审核，再做最终处理：或限流，或置顶安全提醒的笔记，或贴上风险提示条。
比干说，每年六月以后，水库、湖泊、溪流等涉水笔记大量出现，团队的工作重心也转向于此，“涉水地点分几种，有的是有人管理的，比如水库、海滩。还有的是无人看管的小河沟、小溪流，但是也没有明确禁止进入的标牌。还有一种是雨水蓄积出来的大水坑，许多用户也会到那里打卡，当做一个玩水的地点。”而后两者往往伴随危险。
她举例，不久前，团队发现天津蓟县有一个叫神木峡谷的地方，大量出现在近期的用户笔记中。经她核实，神木峡谷是未开发的野景区，内有山间溪流。团队将此地定义为“风险目的地”，在相关笔记上做了贴条提醒，“该地有风险，请谨慎前往”。
团队还收到用户举报，称山东济南狼猫山水库出现打卡笔记，“经查，那个水库安全性上是有纰漏的。”比干与同事随即将相关笔记打上了“旅游出行，安全第一”的贴条。
仅在今年六月，比干所在的风险打卡地专项小组已新增涉水风险打卡地超过70个。今年1月，小红书开通了风险地点的举报专线，至今据此增添了各类风险地点共229个。平台已标记过的风险地点总数超一千。
比干把自己的工作总结为“发现问题，定义问题，解决问题”。她说，自己只是团队的近四千分之一。
除风险打卡地专项小组外，小红书平台治理团队还有专项小组或队列十余个，涉及未成年人保护、虚假种草、诈骗等多个方面，整个团队有成员近四千人。“接近平台全部员工的一半。”小红书副总裁许磊说。
许磊表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平台要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就要做好内容的治理工作。但内容治理并不是简单的、流水线式的审查，相反，日常的治理工作有许多可商榷之处——比方说，哪些内容需要治理?除了法律与道德之外，治理是否还有别的标准?
那么，究竟什么是合理的平台治理?它的痛点、难点和边界分别是什么?就以上问题，我们对话了小红书副总裁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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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人
新京报：现在的平台治理，与以往有何不同?
许磊：平台治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逐渐演变为一个重要行业。早期的互联网平台以PGC(专业生产内容)为主，内容生产者是比较固定的，比如门户网站。2000年左右，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小型的论坛。这些论坛内容比较垂直，代表着最初的UGC(用户生成内容)形态。但由于这些论坛体量相对较小，内容通常比较固定，版主就可以完成审核工作。
随后进入搜索引擎时代，搜索引擎集成了海量的动态信息，如果有用户报告内容侵权，平台删除该内容，就算尽到责任。但到了web2.0时代，UGC增加，互联网用户从以论坛为代表的兴趣垂类社区，逐渐转移和汇聚到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用户量过亿的平台上。平台治理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用户可以发表任何内容。所以在UGC时代，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事后把关，由平台来担任“把关人”的角色。2016年，国家出台了网络安全法，逐渐规范了平台的主体责任。
新京报：在今天，平台治理具体如何进行?
许磊：现在各大平台的内容审核逻辑比较相似，基本都是先过机审模型，甄别风险。确定有问题的，机器就直接处置，不让内容发出来。如果机器筛选出可疑内容，不确定能不能发，就交由人工审核。
我们对于高曝光的，也就是通俗说的“爆款”内容，还有两道人工审核。也就是当内容曝光量到了一定的阈值，一定会进行人工审核。到这个审核环节，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会更高，对信息的甄别能力会更强。
早期，我们不区分队列，多类内容一起审。后来摸索出要术业有专攻，就分出了反诈、危险地打卡等等十余个队列，让团队成员集中发展审核某一队列的能力。我们还在不断地新增队列，像2021年年底，新增了医美的队列，2022年，新增了未成年人的队列。
新京报：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考虑新增队列?
许磊：我们会长期观察危险信号，内部叫做风险的挖掘和预警。
首先是要依靠站内举报，当针对同一问题的大量举报出现，往往就是重要的信号。其次我们也会关注是否有异常的内容波动——比方说，低俗化的内容，不一定会被用户举报，但是突然同时大量出现，我们就会加重审核，看是否在引流或导向上有问题。
我们还会依据站外的反馈，比如媒体报道。有时候媒体报道不只是针对小红书，而是对整个行业进行监督。那么如果有别的平台的问题被报道出来，我们也会参考自查。
2021年，平台开始大量出现医美相关的笔记，我们观察发现，这个行业有很多灰色空间。那一年也出现了不少医美乱象的媒体报道。我们综合研判下来，就新增了医美的风险队列。
我们有专门的研判团队，负责收集信息，定期研判有哪些新的风险信号，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是否要成立专项，等等。
新京报：哪些内容审核需要设立专项?有过哪些专项?
许磊：通常我们立一个专项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需要被定义得更清晰。反诈就是最典型的，有些诈骗只靠机器就能识别拦截，还有些复杂的杀猪盘，只看单篇笔记内容，并不会显得多么异常。我们就要观察用户的所有过往笔记，研究他是怎么立人设、养人设，分析他是否有频繁给其他用户发评论或私信的行为，再判断是不是诈骗。而且诈骗形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也需要我们不断跟进研究。这种时候就会成立专项，长期跟进。
有些专项是长期存在的，比如未成年人专项，直到今天还在。它逐渐泛化成一个大类问题，过往的经验可以利用，又不断有新的问题和挑战出现。未成年人的消费、社交、出行等等一系列方向，都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新京报：一旦锁定违规内容，平台的处理方式有哪些?
许磊：最轻的处理方式是限流，限流之外就是拦截，即删评论、删笔记，甚至封号。最重的方式是封设备，同一台手机或者平板，不能再使用小红书，即使换手机号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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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靠外部信号到主动发掘
新京报：总的来说，平台治理的难点是什么?
许磊：治理维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动机、行为和结果。结果是最好识别的，比方说诈骗行为已经产生了，被骗用户举报、投诉或者是报案了，平台再找寻源头进行治理，就比较容易。动机是最难判定的，我们没法识别一个用户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平台治理的重心其实是在行为层，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通过更前置地识别、干预“行为”，避免“结果”的发生。当信息量足够大，我们就可以更确定地定性某种“行为”。最难的就是那类短文字，有的评论区里，甚至只有一个字，“私”。“私”字可以代表很多含义，用户发送这个字，到底是表达要私下达成交易，还是觉得在公开的评论区讲话不方便，想转去私信沟通?正如《信息论》里讲到的，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
在视频、图片、文本等内容类型中，其实最难审的是评论这种“短文本”，这个时候，就要结合用户的其他笔记、其他交互场景来判断，用户评论行为可能代表着什么。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在一些违规行为中，用户的发言是有“变体”的，你们如何识别“变体”?
许磊：前段时间，打拐志愿者发文称小红书上有非法送养、领养孩子的信息，参与的用户还会有自己的“暗语”。那首先，我们会在站内收集这类可疑的笔记和评论，分析共性。同时也会关注站外舆情，不管是网上的争议还是媒体的报道，看是否有可用信息。我们会把所有收集到的信息，整理、归纳、总结，把一些经常出现在疑似非法送养、领养内容中的用词，放入我们自己的词库。我们不断升级完善词库、模型，“黑产”也在不断调整他们的违规内容变体，试图逃避审核。这是一个长期的对抗过程，我们会尽全力对违规内容进行识别和拦截。但这只能是一个后置的工作，因为我们无法预判有哪些变体会出现。
这中间也会出现难以辨别的时刻。“领养”在小红书平台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汇，许多人想领养宠物，也是发笔记或者评论说“求领养”，并且会把宠物也称为“孩子”或者“毛孩子”。如果机器无法准确识别，就需要我们人工去处理。
新京报：对于模糊的、难界定的内容，你们治理团队是如何应对的?
许磊：看事情的严重程度，像违法送养、领养孩子，这在法律和道德层面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平台也绝不姑息。我们不仅要处理明确的违法内容，部分只是发帖称自己想收养孩子的账号，我们也封号了。可能在客观上，我们只看到了用户的动机，持续在平台上表达自己想要一个孩子的诉求，不意味着一定会导向非法送养和领养。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认为，他的动机很强，我们就会用最严格的方式，去降低导向违法结果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这个专项中第一批处置了237篇笔记和1914条违规评论。也把违规并有嫌疑的账号第一时间提交给了相关部门。
此外，我们也有发布站内公告，告诫大家非法领养和送养是不可取的，收养孩子需要走规范的法律程序。我们希望通过与用户沟通，可以把违法的可能性，从动机层面就消除掉。
新京报：平台治理通常需要依赖用户或外部反馈?
许磊：外部反馈一定是重要的，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去年下半年，有个用户在平台发笔记，说出门旅游最便宜实惠的过夜方式，就是找个医院，谎称自己有疾病，出几十块钱挂号费，然后让医生观察，在医院的急诊室睡一晚。
这样的行为，违反公共秩序，也占用公共医疗资源，是平台反对的。但这又是一个非常个体的行为，整个平台上，就该用户发了这样一篇笔记。一直到这篇笔记被转到别的平台，上了热搜，我们团队才发现有这么一篇笔记。
但同时，平台主动判别的比例也在上升。治理团队成立早期，我们是根据舆情做处置，现在，我们日常工作里的一大半，都用来主动探测、监测站内信息，而不是单纯依靠外部信号了。随着治理经验的丰富，我们也会不时预判一些风险点。比方说，最近到了暑假，我们就知道季节性针对未成年人、学生的风险判别又要加强了。最近我们就观察到，平台多出了许多有偿兼职的笔记，真假难辨，可能涉及诈骗，需要抽出人力，留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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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区公约》传递平台的内容价值观
新京报：平台治理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平衡治理的需求与用户的言论自由?
许磊：很多时候，平台当然无法忽略或者代替用户的决定权。比方说危险地打卡，像虎跳峡，高手去走去攀，完全没问题，但是对新手来说就风险太大。针对类似的内容分享，我们就以风险提示条为主，给出尽量多的信息，让用户自己决定，要不要去走这个路线。
平台治理的一个原则是，不能不让别人分享内容，而且要鼓励那些真诚的分享。比如有些用户觉得某个涉水景区，夏天适合避暑，但他不一定知道该地遇汛期会很危险。他发出了相关的种草内容，平台就要帮助他进一步判别风险，并做好提示。
另一个原则是保护创作者的感受，抵制引战的、冒犯的、不友善的评论或笔记，包括炫富的内容在内，会被限流处理。
新京报：治理团队内部有规章制度可依循吗?
许磊：有，我们内部叫做《社区公约》。是我们治理团队和内容运营团队，集体讨论、制定出来的。随着新风险、新问题的产生，《社区公约》也会修订或更新，向所有用户公布。平台的《社区公约》，往往比法律和公序良俗都要更严格一些。
新京报：在未来，平台治理会如何发展?
许磊：在可预见的五年、十年，整个行业的平台治理模式应该都不会有大的变化，依然是人机结合。但是无论人或机，都会不断提升效率，达成更高效的合作。
我相信内容审核是永远需要有人来参与的，人可以做机器无法做的复杂判定。随着平台上内容数量的不断增多，治理团队也会不断扩容。未来的治理人员会更专业、更细分，比如要治理医疗领域的内容，我们就会招聘有医学背景的团队成员。小红书治理团队也会持续扩容，加大投入。在平台治理上我们大的原则还是希望守土有责，对于一些高危的风险还是希望绝不姑息，这也是平台价值观。
文/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