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知名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随后发布消息：“我们非常悲伤地宣布我们的前主任傅高义教授（1930-2020）去世。傅高义教授曾在1973-75年和1995-99年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会非常想念他。”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接受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的采访，回忆了他与傅高义先生的30年交往经历。他指出，要理解傅高义，一定要在全球化语境下，把握三个关键词——the man、the scholar、the Legend（人、学者、传奇）。以下是徐国琦教授的访谈整理。
傅高义教授
虚怀若谷又充满激情的学者
我是1990年到哈佛大学读书以后认识傅高义的，至今也有30年了。但我必须说明，我既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的助教，也不敢充其朋友。
1995年到1999年，他第二次出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时候，我们的交集很多，基本上我去参加的讲座里都有他的身影，每周都能在各种场合碰见他。
此外，哈佛的教授都有搞家庭聚会的传统，一学期至少要组织两次。费正清在建立哈佛东亚研究的时候，每个星期四都组织大家到他家去，open invitation，只有对中国感兴趣，谁去都可以。大家一面吃黄瓜三明治，一面谈关于中国的各种话题，这在老一辈中国研究者中早已传为佳话。可惜我到哈佛不久，费老先生就仙逝了，未能躬逢盛会。傅高义也是这样，如费正清老先生一样，他家就住在哈佛附近。他兴趣又十分广泛，喜欢结交各路朋友，在他家主要吃中餐外卖，似乎比当年费正清家的三明治要好一些，当然目的不是吃饭，而是思想和学术的盛宴。这些教授是真正的“开门主义”，真心的欢迎每一个人，提供一个场所让大家自由交流。
在我的印象里，傅高义没有老过，当然也没有年轻过，一直是笑眯眯的样子，从来没有见过他发火，有时候会像个孩子一样开怀大笑。傅高义没有多少头发，每当别人提问他回答不上来的时候，他就猛拍自己光亮的脑门儿，拍得叮当响，有时候都拍出节奏和答案来了。
傅高义非常虚怀若谷。任何人跟他说话，他都掏出小本，像个记者一样，发现能激发他灵感的，他就说：“Good idea！Let me write it down！”他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从不以权威的身份自居，有时候姿态比你还低。有几次我俩去听演讲迟到，我不好意思坐地上，就站着了；他二话不说就坐到地上去。
1991年，傅高义写了一本小书叫《亚洲四小龙》。那段时间正好是哈佛课程改革，这些大教授争相要开一些核心课程，面向全校的本科生，傅高义当时就开了一门“东亚工业社会”。记得是1996左右，我一度想做这门课的助教，傅高义先生甚至给了我一份这门课的大部头课程读本。可惜的是我分身乏术，最终无缘成为他老人家的助教。现在那份讲义应该还在我香港大学的办公室里面。
傅老先生教书应该很受哈佛本科生的欢迎。他讲课一定就像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在给你讲故事，讲得很有趣，加上他的阅历极其丰富，学生无疑都很喜欢。2016年我回哈佛，听说傅高义仍在义务给学生上两门课。他这样做，根本不是为名为利，就是一种对学术对社会的passion，想跟年轻人交流。对于傅高义先生的高风亮节及其教书育人的精神，我是自愧不如的。
记得应该是2014年，我有一次跟我的导师入江昭教授约在哈佛旁边一家叫“南北家园”的中餐馆吃饭，傅高义听说了，也要来参加。只见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头上戴着头盔，腿上打着反光的绑腿就进来了，还跟我们道歉有点迟到，然后就详细地问我最近在做什么研究。2019年底傅高义到香港做新书出版讲座，我没能参加，他还特意将《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签名本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送给我。
像我这样受他关照或受惠于他的人应该太多太多了，研究东亚的中国学者也好、日本学者也好，都要到他家去拜访或向他请教。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日本人民的老朋友”，当然也是“美国伟大的爱国者”，他有一种国际胸怀和极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不能给简单地贴标签说他是知华派或亲华派。
我2019年在哈佛休学术假的时候，基本上每周都能见到傅高义。当时他八十九岁，这么一个功成名就的学者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再去做琐碎的工作了，但他依然在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Critical issues facing contemporary China，即“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每周都请知名记者或者学者来做演讲。他为什么这么做？还是因为有passion，他对中国、对世界及美国充满了passion和关怀。
傅高义的学术脉络
1993-1995年，傅高义跟着约瑟夫·奈一起去了白宫。他的职务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事务官，主要负责收集和分析东亚的各种信息，每天都要写简报。他这两年的经历，不仅近距离接触了很多机密信息，另外也让他深知写东西要简明扼要的重要性。
现在很多人回忆说当时傅高义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没法做官了，才在政府任职仅两年立即回到哈佛教书。其实哈佛大学有一个硬性规定，全职担任校外职务最多两年，必须要回来，否则就会失去哈佛的教职，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放弃哈佛的教职，所以到期就回来了，堂堂基辛格，逾期未回，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的回到哈佛。
1994年前，美国规定大学教授70岁退休，很多人不知道，1994年之后哈佛大学的教授是可以选择不退休的，像《文明冲突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是快80岁才退休的。2000年的时候，傅高义70岁了，他选择了退休。他就是想用更多的时间写自己想写的书。《邓小平时代》就是那时候开始写的，当时中国大规模崛起，他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促使他去研究中国，他认为研究邓小平就是很好的切入点。傅高义花了十年时间才写完此书。《邓小平时代》于2011年出版。本来写完该书后，他想再接再厉，撰写《胡耀邦传》。但他意识到当时中日关系恶化，想借助自己作为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双重学者的身份，为改善中日关系作出贡献，结果他老人家又花了近十年时间研究中日关系，写了《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一书。该书于2019年出版。
我们中国人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傅高义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他的抱负、学养及品行，正好为这世界所用。很多人觉得他缺乏理论，其实傅高义是按照自己的passion，一以贯之的现实关怀的脉络在走。
《邓小平时代》即将付梓之前，傅高义和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组织了一大批学者来挑错，内容按照专题，分别去找相应专家审稿，关于邓小平的早年经历，傅高义通过其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也来询问过我的意见。这都是傅高义虚怀若谷的表现，他知道很多细节他自己不清楚，所以希望借助群策群力。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些东西就在我们血液里面，比如某些掌故、俗语，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外国人不太可能了解。打个比方，“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表示客气我们会说“哪里哪里”，这些外国人有时不了解，我觉得都很正常，就像我们对某些英文的某些表述也搞不懂一样，都是在所难免的。
很多人说《邓小平时代》有多少多少错误，我觉得没必要求全责备。更有甚者觉得傅高义学术水平不怎么样，我倒想问问，如果是中国学者去研究美国社会，试着去写写《里根传》，水平能否赶上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的十分之一？
再者，衡量一本书的价值不是看它有没有小错误，而是看它的学术影响，看它的研究是不是有前瞻性、原创性。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告诉我，衡量一本书是否成功要看社会反应，如果人家恨你恨得牙痒痒的，把你骂得狗血喷头，那也是成功了。用他的话说，“你踩到他的脚了。”不管是夸奖还是批评，只要有反应就算成功，没有反应就是失败。
按照这个标准，傅高义的每一本书都是极其成功的，每一本都是masterpiece。《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分别都是畅销书，足以证明他的成功。现在国内的很多学者吹毛求疵，抓住一点点错误不放，我觉得有点一叶障目了。
傅高义去世前一直还想写两本书，一本是他的自传，一本是《胡耀邦传》。实际上从十年前他完成《邓小平时代》的时候，我个人就听他说过好几次说准备写《胡耀邦传》，我估计他收集的资料也不少了，因为研究邓小平和胡耀邦研究有好多交叉性的东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可惜他走了，这本书没有完成，我不知道他是否安排其他人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如果没有，实在是太可惜了。
傅高义一辈子专心研究学问，到最后他的自传倒没写出来，没法讲自己的故事了，这也是十分遗憾的事。他从俄亥俄一个小镇走出来，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学者、各国政要的座上宾，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故事！不过他的著作已经是丰碑了。
The man、the scholar、the Legend
我个人认为，理解傅高义，一定要在全球化语境下，把握三个关键词——the man、the scholar、the Legend——这三者缺一不可。
傅高义是时代造就的。没有日本和中国的崛起，他的研究不可能这么引人关注。费正清当年就说他不可能不成功，因为他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研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傅高义。
傅高义生于1930年，本来是当兵要去朝鲜打仗的，但是没去，幸运的在军人医院工作，结果导致他对美国社会和心理学产生了兴趣，退役后即到哈佛攻读社会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美国家庭课题的，后来因为一位哈佛老师告诉他，研究美国社会最好要了解其他社会，这样才能有深度。就这样，他到日本两年，观察日本社会。很快他阴差阳错的成为研究日本的学者，并在1979年出版了让他暴得大名的《日本第一》一书及其他著作。后来又因为哈佛要建立中国研究学科，傅高义又进入中国研究阵营。并很快成为中国研究专家。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傅高义先生身上完美地体现出来。上面提到的那些故事，包括记笔记，退休后还给学生上课，组织各种聚会，参加zoom会议，去世前还要给美国新政府提交一个备忘录，思考如何改善中美关系。这就是他悲天悯人的现实关怀，他不希望中美关系、日美关系、中日关系恶化，他一直是以“出世”的心态去做“入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