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语言政策研究”公众号
原文：沈索超,王辉.我国华语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1998—2020年)[J].中国语言战略,2022,9(01):119-129.
引言
我国华语研究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大约4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视野和研究格局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转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华语研究也处于加速发展之中。回顾华语研究历史进程，有助于推进未来华语研究，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本文将利用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对我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发表的华语研究文献进行文本挖掘和可视化分析（本研究仅限于该数据库收集的论文），绘制关键词知识图谱等可视化图谱，探讨我国华语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热点和趋势，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展望。
一、概念界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目前，学术界对“华语”概念尚无定论。“华语”概念随着研究深入而不断进行融合与发展。陆俭明首次提出了“大华语”概念，李宇明将其定义为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共同语。本文中“华语”指海外华人所使用的华语，包含了各种形式的华语变体，是一种相对宽泛的“华语”概念。本文中的华语研究指的是国内对华语及其应用的研究。本文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检索条件为所有字段包含“华语or华文”，文献类型为论文（不包含传记、综述、评论等）。文献来源时间跨度为1998年至202年①，共检索到文献530篇，进行人工检索核对，删除新闻报道、征文通知、成果介绍等与本研究无关文献，最终确定文献数量498篇（包含了少数海外华语研究者的论文）。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进行研究，以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 space（5.5Ｒ２）作为分析工具。可视化技术cite space将某知识领域来龙去脉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在引文网络图谱上，并把图谱上作为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所表征的研究前沿自动标识出来（陈悦等2015）。
二、华语研究基本情况分析
对发文数量、研究机构、期刊分布、主要研究者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我国华语研究基本情况。
（一）文献数量分析
研究发现，数据库中收录有关华语研究的文献最早出现在1998年，研究者以东南亚国家华语教学现状作为切入点进行了研究，1998—2007年间华语研究年发文量并无明显增减趋势。进入2008年后华语研究进入相对高速增长时期，并于2012年达到年发文量顶峰（37篇）。华语研究在2008年前后进入相对高速增长期，可能跟以下因素有关。2005年4月，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与暨南大学合作共建的海外华语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海内外华语研究机构整合在一起，共同推动海外华语研究深入。此外，华语研究得以重视跟海外华人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华文教育的发展也有关系。
华语研究文献数量在2020年有所下降。其原因在于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召开，国际中文教育一词被人们所熟知。国际中文教育的出现，囊括了海外本土学习者汉语教学、海外华文教育和国内留学生汉语教学，改变了以往海外华文教育、国内外汉语国际教育割裂的现象，使得一些学者从整体规划角度对华语进行研究，造成了华语文献在2020年有所下降。
（二）研究机构分析
对研究机构进行分析时，以g-index（ｇ指数）①分析法，设定时间切片为１年，ｋ值为25对研究机构进行统计，运行软件后得到图１。
图1 研究机构关系网络图谱
从图１可以发现，暨南大学因其“华侨学府”特性，成为华语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其他高校如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北京华文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设有涉侨研究中心或开展涉侨工作，也是开展华语研究较多的机构。此外，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东南亚高校也与一些国内院校开展了部分华语研究。
（三）期刊分布分析
对文献的发表期刊进行统计，选取发文量较多的期刊，详见表１。
（①ｇ指数为论文被引次数排序后相对排前的累计被引至少ｇ２的最大论文次序ｇ，下同。）
从期刊类型分布看，我国华语研究以教育综合、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语言文字及行政管理类期刊为主。查阅上述期刊近十年与华语研究相关文献可得知各期刊关注的主要问题。其中，教育综合类期刊关注华文教育相关问题，中国语言文字类期刊关注华文本体研究，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类期刊和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类期刊关注华语使用、华语态度、华校现状、华侨移民、华语生活等问题。未来华语研究将在多学科、多领域中不断深化和拓展。本研究使用“期刊共被引”来反映华语研究期刊被引情况。期刊共被引可展示某研究领域文献来源和学科分布。
利用cite space期刊共被引功能对发表华语研究的相关期刊绘制期刊共被引网络图谱，共得到节点数９４个，连线数３７７条。对图谱进行minimum spanning tree（最小生成树）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整体网络剪枝）优化后得到图２。
图２显示，华语研究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期刊是《语言文字应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后更名为《华文教学与研究》）、《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等。相同或相似领域的文献之间存在共被引关系，表明我国华语研究期刊共被引存在较为明显的学科聚合关系。
（四）主要研究者分析
对研究者进行分析时，以g-index分析法，采用关键路径网（pathfinger）的方式，以时区切片网（pruning sliced networks）对网络图谱进行裁剪优化，隐藏发文量在２篇以下的研究者，发现华语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的研究者有郭熙、周清海、刁晏斌、姜兴山等人。为了反映各研究者共被引关系，运用cite space对共被引作者进行分析，共被引作者网络有543个节点，2023条连线。对图谱进行优化后得到图３。
图2 华语研究期刊共被引网络图谱
图3 华语研究作者共被引网络图谱
从图３观察可以发现，处于共被引网络中心的研究者有郭熙、李宇明、周清海等学者，其他研究者以这些学者为支点向外延伸。通过查阅节点中主要研究者的代表文献，总结其在华语研究方向关注的主要领域，如表２所示。
目前华语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批以郭熙、李宇明、周清海等学者为代表的核心作者群，引领华语研究向前发展。作者群的文章质量和发文期刊质量高，包括《语言文字应用》《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在内的高水平期刊；这些作者的文献被引量位居前列。此外，上述学者为华语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该领域内研究成果突出，学术影响力大。
三、我国华语研究热点主题与历时分析
（一）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为挖掘我国华语研究的热点主题，利用citespace 关键词聚类功能以ＬＬＲ算法（Log-likelihood ratio test)进行聚类，共得到１３个聚类关系（图４）①。各聚类的Modularity（聚类模块值）为0.7293，聚类结构显著，Silhouette值（聚类轮廓值）为0.5603，聚类结构合理。结合二次文献法，分析各聚类的主要关键词（表３）和对应论文，总结出我国华语研究的热点主题。
图4 华语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１．华语本体研究
在图中反映为＃７。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语词汇、华语语法等方面，分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地区华语描写研究。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华语本体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重视多地华语的比较研究，二是重视接触视野下的华语研究，包括词汇的互动和融合、语法的接触等研究（祝晓宏，周同燕2017）。进入２１世纪，华语本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和深入。祝晓宏（2011）对华语中“插”类词的语义变异、历时变化和跨区域传播进行了研究，王彩云（2015）对马来西亚华语介词的变异情况进行了研究，齐环玉、郭熙（2019）对马来西亚华语中情态补语进行了考察，李计伟（2018）对东南亚地区华语中“帮忙＋ＮＰ对象”语法进行了共时和历时考察。
２．华文教学研究
在图中反映为＃１、＃４、＃５。华文教学研究一直是华语研究领域的重点，研究者以东南亚地区华文教学研究为开端，开启了华文研究的序幕。首先，海外地区华文教学状况的基本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其次，是关于教学方法、学科性质、教学性质的讨论。吕必松提出“华语教学属于二语教学”的观点，对往后华文教学研究影响巨大（祝晓宏，周同燕2017）。庄伟杰（2005）认为华文教育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的设定，应该以广义的角度看待华文教育，而不只停留于语言学领域，指出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学科建设提升到更高的需求层次。此外是关于华校建设的讨论。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以某一国家或地区华语学校的历时研究为主。自2010年暨南大学开始研发华文水平测试（HSC），有关华语水平测试的等级标准、设计理念等相关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领域之一。贾益民（2007）指出，海外华文教学存在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师资问题、教材问题、理论问题、教学问题等。随着研究的推进，学科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华语”意识下海外华语教学研究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汉语热”背景下海外华文教学研究（郭熙2006），再到现阶段“全球化”背景下的华文教学研究，推动华文教学本土化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目前华文教学疲软现象。华文教学涉及了诸多学科、政府和民间部门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在这一定论下如何将语言文字进行整合，促进华文教育逐步纳入所在国主流教育系统（李嘉郁2004），将是本领域未来研究重点。
３．全球华语研究
在图中反映为＃２、＃６、＃８。“全球华语”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在语言研究开始采取全球视野，并将语言作为一种可利用资源。在这一理念下，华语研究开始打破传统的地域限制，平等对待各地区华语以及变体，并开展各类华语研究。第一，“大华语”研究。第二，华语规划研究，以海外华语地位规划、功能规划、声望规划等为主。第三，华语词典研究。第四，港澳台地区语言研究。刁晏斌（2017）对大陆和台湾地区语言融合过程进行了历时考察，发现大陆和台湾的语言融合已经处于积极双向互动中，两岸民族共同语化异为同的进程明显加快。全球化趋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全球华语研究正逐渐成为华语研究领域的重点，需要以系统观念、全面视角和国际视野来研究全球华语问题。
４．华语教材研究
在图中反映为＃９。随着海外华文教育的快速发展，学习者对教材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有关华文教材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本土化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同时包含华语教材出版方略、华文教材本土化、华文教材价值取向等研究。
５．华语社会使用研究
在图中反映为＃１、＃３、＃１０、＃１１、＃１４。这一领域的研究可分为华语接触、华语生活和华语传承。华语在全球范围流通，促成了不同华语社区间语言变体的产生，进而使得各社区成员间语言上相互影响。华语生活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概念，包含华语使用、华语认同、华语景观等。华语是全球华人共享的社会资源，它既是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也是个人资源（郭熙等2020）。随着研究者对语言认识的加深，以及社会中语言问题的凸显，如何开展华语传承工作，做好华语资源的保护，是近几年语言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现阶段，对华语传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传承理论研究、华语传承路径研究、华语传播等层面。
（二）华语研究历时分析
基于citespace的timezone功能，从历时角度对我国华语研究进行研究热点演进过程分析，其中关键词对应的横轴年份为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点。图５为华语研究的关键词历时演进图。
图5 华语研究关键词共现 Timezone 网络关系图谱
从图５可知，通过对华文教育、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等重要节点的判断，结合相关文献，可将1998年以来我国华语研究分为２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2008年）：侧重于东南亚地区华语研究。从图７可知，这一阶段关键词较为突出的有华文教育、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东南亚、华文学校等，说明这一阶段华语研究以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研究为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者意识到境外汉语的存在，注意到境外汉语和境内汉语两者之间的差异，着手研究这些差异。这一阶段研究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华语意识，研究方法多以考据书面材料为主（祝晓宏，周同燕2017）。
第二阶段（2009年至今）：华语研究的范围和主题逐渐拓展。这一阶段华语研究进一步拓展，多元化趋势愈发明显，并呈现本体、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发展。自2009年开始，关键词较之前更为丰富，不再局限于华文教育相关主题词，更多的是与汉语国际推广、华文学校、大华语、语言规划等研究相关的主题词。说明研究者开始将研究视角逐渐转向与华语相关的其他研究，多元化趋势开始显现。
从华语研究发展历程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仍以华文教育为主，注重华语的跨国比较研究。“大华语”概念提出和各国孔子学院相继建立，给华语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研究者尝试将汉语国际教育和华文教学相结合，寻求华文教学的新出路。同时，研究者对“大华语”相关概念进行了探讨，带动了大华语理论和实践研究。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研究主题更多关注现实问题，如华语认同、华语生活、华语规划等与华人华侨切实相关的问题。大华语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是这一阶段重要成果。研究者把全球化作为研究华语问题的背景和理念，更加关注大华语这一范畴，注重不同区域之间华语异同的比较。
四、华语研究知识基础分析
两篇文献之间共被引的频次越多，表示两者之间的学术关联性越强。多篇文献共同组成的共被引关系可以反映出某一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以及关键文献在知识积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利用citespace对文献做共被引分析，得到图６。对这些被引文献进行聚类分析，可得知目前华语研究的知识基础，其中李宇明、郭熙、徐大明等学者的学术成果组成了语言规划、华文教育、语言生活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基础；施春宏、邢福义、刁晏斌等学者的学术成果组成了华语本体或微观研究的知识基础；周清海、王晓梅等学者的学术成果组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教学、华语使用、华语认同等方面的知识基础。
为了寻找华语研究中的关键性文献，利用citespace突现功能对关键文献进行分析，可得到结果。其中，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突现强度5.6264），周清海《“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突现强度3.628），郭熙《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突现强度2.1095），周清海《华语研究与华语教学》（突现强度1.9098）位于前四位。这些学者的代表性文献，在华语研究中起关键性作用，文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华语研究最新动态和观点，形成了我国华语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知识基础，在华语研究中起重要作用。
五、总结与展望
华语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如郭熙、李宇明、周清海等学者。从发文机构看，形成了以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华文学院等为引领的科研机构，带领华语研究向前发展。从发文期刊看，主要集中在《华文教学与研究》《东南亚研究》《语言文字应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等期刊。从被引期刊看，被引文献除了集中在上述期刊外，还包括了《语言战略研究》《海外华文教育》等。在研究主题方面，涉及华语本体研究、华文教学研究、全球华语研究、华语教材研究、华语社会使用研究等。从研究发展历程看，可分为侧重东南亚地区华语研究阶段（1998-2008年）与范围和主题拓展阶段（2009年以后）。未来华语研究将可能呈现更大范围、更多区域的发展趋向。
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对未来华语研究提出几点展望。
第一，更新研究理念。对华语研究，各研究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如大华语和社区词的提出，但共识的确立无法掩盖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互动的缺失。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逐渐明确（王辉，冯伟娟2021），对华语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仍以单一的视角看待华语研究，将不利于华语研究的开展。我们应该更新研究理念，扩大研究视野，主动接触相邻学科和领域，将华语研究与中文国际传播、华文文学、华侨华人等学科和领域进行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华语研究内涵和层次。还需加快研究成果转化，切实解决现阶段华语测试、研究和教学相衔接的难题。此外，还要以大数据、数字人文、可视化等新技术驱动华语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转变。
第二，深化理论研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华语研究在理论建设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华语名称的确立、全球华语社区的提出、华语三大同心圆的划分，到华语研究方法的显现，再到华语教学本质的厘清（郭熙等2020），无不显示出我国华语研究者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的研究取向。全球华语研究阶段，我们应该继续深化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促进应用研究的深化。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华语研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做好顶层设计，深化理论研究，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华语研究理论（姚敏2021），并深入各地华语社区，开展实地调研，获取一手资料。此外，华语研究还要为海外华人话语权提升、消除话语危机、增强国际社会认同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提升研究层次。经过数十年发展，华语研究形成了一些颇具理论色彩的新观念和新认识，并促成了语言活动的新实践。但是当前华语研究力量依然不足，对海外华语社会生活语言的研究也停留在“观念萌生，材料收集”的初始阶段（李宇明 2017），各类华语资源平台建设无法跟上华语研究的步伐。针对上述问题，应扩大华语研究队伍，鼓励华文教育机构和华文教师开展研究；提升研究层次，适应快速变化的全球华语生活需求（祝晓宏2021）；加强华语的区域国别研究，扩大华语研究范围，如将非洲、南美洲等地纳入研究视野；开展各类资源平台建设，对华语历史文献、语言景观、口述史料等进行收集、整理和利用，大力开展华语传承研究，切实有效地发挥华语纽带作用，增强全球华人向心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